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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曼诞辰二百年︱王璞:世界之诗与美国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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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6-10 18:43:1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惠特曼诞辰二百年︱王璞:世界之诗与美国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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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安!大西洋畔的新大陆呀!
晨安!华盛顿的墓呀!林肯的墓呀!Whitman的墓呀!
啊啊!恢铁莽呀!太平洋一样的恢铁莽呀!
啊啊!太平洋呀!
晨安!太平洋呀!……
  这一片段出自郭沫若“五四”时期代表作《晨安》(初发表于1920年1月,收入《女神》)的最高潮,一个兴奋到近乎痉挛的诗歌声音三呼美国大诗人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 1819-1892)之名,先是英文本名,然后两次是郭沫若所拟的中文译名“恢铁莽”。这首诗在我看来也是郭沫若《女神》中最具惠特曼精神的作品。一个医科尚未毕业的中国年轻诗人,以日本九州岛上自己的斗室为立足点,眺望“常动不息的大海”,迎来了“明迷恍惚的旭光”,诗像“白云”一样涌起。就这样,"五四"新诗的“诗语”借着“晨风”,把“晨安”的问候声“传到四方”,整首作品成了向全世界致意的巡礼仪式。

  在“我的声音”的环球旅行中,诗人问候了苏醒中的祖国和泰戈尔的印度,问候了列宁的俄罗斯和未来派的意大利,问候了金字塔这样的古代奇迹和苏伊士运河这样的现代工程,问候了罗丹的雕塑以及反抗殖民统治的爱尔兰,也不忘问候法国勤工俭学运动中的青年同胞们(郭沫若当时自然不会想到,留法运动出身的周恩来会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革命领导,也没法预料到另一位“半工半读”的邓小平最终会代表中共为自己致悼词)。这样的“诗语”和“声音”无疑来自惠特曼的印象,直接让人联想到这位美国伟大诗人的《向世界致敬》(“Salute au Monde!”)。尤其重要的是,在《晨安》中,“五四”新诗获得了为世界开列价值清单、为万物点名、划定寰宇精神疆域的现代性“魔力”。而这样力量,最早正是显现于惠特曼《自我之歌》等名作的列举式呼语:被呼唤到名字的一切事物——从古文明到现代机器,从旧欧洲的手艺到新大陆的批量生产大工业——都平等地融入一个新的统一的精神共同体,这就是惠特曼的民主主义通灵术。
  恰在这时,郭沫若的“声音”到达了惠特曼的美国。我们都知道,新大陆在中国的新文化想象中扮演着不容小视的角色。在问候美洲时,郭沫若没有提到那位刚刚在巴黎和会上让亚洲被压迫民族感到了希望又很快失望的威尔逊博士兼总统,而是召唤了革命立国的华盛顿、解放黑奴的林肯和——惠特曼/恢铁莽。整首诗重复着惠特曼的大包大揽的修辞、照单全收的写法,而“晨安”问候的排比也只为惠特曼停顿,变为三呼其名,激扬出最纯粹的呼语法(apostrophe),即对名字本身的召唤、呼喊、感叹,仿佛惠特曼之名具有魔力一样。是的,它的确具有魔力,因为对于郭沫若和中国新诗,惠特曼这个名字就是现代诗语言、现代诗容量的最佳喻体。而为了表达这份最终极的诗歌召唤,也就是中国诗人对诗的现代性的召唤,喻体之上又加了一重喻体:惠特曼被比喻为“太平洋”。这个比喻有点令人意外,也不免夸饰,因为惠特曼崛起于美国东海岸,虽然胸怀大陆、海洋乃至全世界,但终究不是太平洋孕育的诗人。但这样的夸饰却也恰到好处是惠特曼式修辞,以地球上最广博的大洋比拟一位美国诗人,也正符合惠特曼无边无际的自我扩充感。而且,太平洋把惠特曼的大陆和郭沫若的东亚联系了起来。经过“太平洋一样的恢铁莽”,中国的“声音”绕地球一整圈,回到了东亚,全诗的问候礼由此完成。

  我曾称《晨安》为中国新诗的“惠特曼时刻”。“Whitman/恢铁莽”之名帮助中国诗人确立了一个高度包容、不断扩展的自我和世界,确立了“五四”的世界史原点:“这千载一时的晨光呀!”惠特曼这个名字,表征了一种现代诗的原力、原理和原型,通过它,“五四”新诗完成了一次语言加冕,“五四”精神展开了一种“共同体-共通体”图景。如果说《晨安》是一次呼语仪式,把诸多象征物召唤到“五四”的价值宇宙之中,那么,三呼惠特曼之名就是内嵌于这一仪式的一个大声说出的秘密:只有在这样的现代诗中,“五四”才成就了自己的世界想象。
  在今年的五月之初,我们庆祝了“五四”百周年;现在,五月之末,我们又迎来了惠特曼诞辰二百周年(他的生日是1819年5月31日)。在汉语世界,这双重的纪念别具意义。


  当然,谈论惠特曼对郭沫若和中国新诗的影响,近乎是老生常谈,这毕竟早已是文学史的常识。对于郭沫若的惠特曼色彩和新诗创制的关系,民国时期就有不少阐发。到了冷战期间,旅美学者方志彤(Achilles Fang)更一语中的地指出,郭沫若对新诗的奠基性贡献,不是别的,就是引入“惠特曼主义”。

  而这还只是惠特曼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意义。放眼世界文学,几乎所有值得注意的国别现代诗歌创生和转型中都有这位美国诗人的影子。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诗歌影响理论强调伟大诗人之间的“驱力学关系”,有时难免偏激,但他把惠特曼捧为史所罕有的“诗人原型”(poet-original),却毫无争议。他在《最佳英语诗歌》(The Best Poem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2004)这一选本中不惜篇幅,全篇收录《自我之歌》《横过布鲁克林渡口》等无以伦比的长诗。惠特曼对之后的美国诗歌乃至英语诗歌有笼罩性影响,而布鲁姆慧眼独具,点出即便如艾略特(T. S. Eliot)、斯蒂文斯(Wallace Stevens)这样表面上和惠特曼大异其趣的诗人,也在作品中延续着或变奏着这位原型诗人的隐喻结构。说到惠特曼对西班牙语诗歌的影响,人们立刻会想到洛尔迦和聂鲁达,更可以说,在政治抒情上,聂鲁达之于拉丁美洲,正如惠特曼之于北美新大陆。而布鲁姆又立刻提醒到,其实,葡萄牙语中极具隐蔽性的诗人佩索阿其实也是看似高调的惠特曼的传人。是啊,佩索阿在诗歌内外为自己创造上百个分身,这不正是惠特曼所谓“我包含诸众”(“I contain multitudes”)的理想吗?布鲁姆的视野局限于所谓的“强力诗人”及其传承,如果把目光转向更广阔的非西方世界,那么,类似郭沫若那样“以惠特曼的名义”写诗的例子就更数不胜数了。法国当代美学家雅克·朗西埃更称惠特曼为“新世界诗人”(le poète du monde nouveau),认为不仅是诗歌领域,而且二十世纪的先锋派艺术运动都从中受到启发。苏联先锋电影中维尔托夫(Vertov)的叠加手法和劳动场景,就有惠特曼美学的余绪和发挥。
  于是,一个饶有意味的世界文学现象出现了。瓦尔特·本雅明曾说,十九世纪中叶标志着抒情诗式微的全面开始,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或许是最后一部产生全欧洲效应的诗集。而当1857年《恶之花》问世后被送上了法庭并因此走上删改的受难路之时,1855年初版本、1856年起不断改动扩充的《草叶集》才刚刚开始它的全球旅行。在诗歌失去公共性的日子里,在黑格尔所谓的“散文化的”现代生活中,惠特曼的自由抒发却成为了世界之诗。“世界文学”“世界诗歌”这样大而无当的概念,放到惠特曼身上,却显得那么实打实、那么合情合理,以至于他的全球影响成了比较文学界的经典题目,论文集出了一本又一本,却仍给人意犹未尽之感呢。

  成就这样的世界性效应的,当然是惠特曼的世界修辞,世界文学学者弗朗哥·莫雷蒂(Franco Moretti)概括为“包容性修辞”(rhetoric of inclusivity)。混杂的罗列,几乎不休止的叠加,为新世界开列清单,这样的无所不包的修辞代表了一种政治上、文化上都非常现代的通灵主义(spiritualism),那就是“万物的民主”。于此,惠特曼的诗作不啻语言中永无闭幕的世界博览会。还是《向世界致敬》:

我看见地球上铁路的轨道,
我看见它们在大不列颠,
我看见它们在欧罗巴,
我看见它们在亚细亚和阿非利加。
我看见地球上的电报机,
我看见关于我的同类的战争、死亡、损失、赢利和烦恼的电波消息。
我看见地球上的长长的河道,我看见亚马逊河和巴拉圭河,
我看见中国的四大江河,黑龙江、黄河、扬子江和珠江,
我看塞纳河奔流之处,多瑙河、卢瓦尔河、罗纳河、瓜达尔基维尔河流过的地方,
我看见伏尔加河、第聂伯河、奥得河在蜿蜒前进,
我看见托斯坎人沿着阿尔诺河,威尼斯人沿着波河在行驶,
我看见希腊水手由埃基纳湾启航。(李野光译)

  这只是全诗中并不突出的一节。每当引用惠特曼时,我们都会有冲动无边无际地引用下去,正如惠特曼的读者在这样的排比气势和全球视野中渴望一口气读到底。列举修辞指向一种专有名词的力量。正如郭沫若只是喊出惠特曼的名字就兴奋不已,惠特曼发明了一种专有名词的诗学,他只是不断地列出大洲、海洋、江河、港口、城市的名字,而这些名字在一起就形成了隐喻的通感反应,形成新的世界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精神性的,是语言的,但又是客观实在的。

  莫雷蒂还引用了《大路之歌》(“Song of the Open Road”),这首诗偏巧也是郭沫若在和田汉、宗白华通信中特别提到的。

你们,远方的船舶哟!
你们,一排排的房子,你们,有着窗棂的前厦,你们,房顶哟!
你们,走廊和门口,你们,山墙和铁门哟!
你们,窗户,通过你们的透明的玻璃,就会看透一切。
你们,门和台阶和拱门哟!
你们,无尽的大路的灰色铺石,你们,踏平的十字路哟!
从一切接触过你们的人或物身上,我相信你们都吸收了一些什么作为你们自己的一部分,
而现在又要暗中传播给我,
在你们冷漠无情的表面上,都有古往今来一切人的遗迹,
他们的灵魂我看得清楚,而且对我是可爱的。(楚图南译)

  在莫雷蒂看来,不断的叠加成为了一种诗歌形式,超出了所叠加的内容:“你忘记了所罗列的事物;你记得的却是这一形式,它把这些罗列物联系在一起,赋予它们意义。”形式大于了内容,以至于“具有一种催眠力”。但惠特曼的诗不是催人入眠,而是催人进入一种清明的扩张理性与“传播”精神。这就是朗西埃在十九世纪诗学转变中发现的一体主义(l’unanimisme):一切事物和意义都是互通的,并在互通中增殖,它们构成一个不断扩充的生动整体,这个整体不是神话的、宗教的,而带有平等、民主乃至共产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解放观。惠特曼把世间万物称呼为“你”,而通过这种呼语,这个“你”进入了“我”,“我”进入了全世界。

  在惠特曼的自我诗学中,最让人感动的正是“我”对人类、对“他者”的永久共情和不断开放。先来看《向世界致敬》:

我看见地球上所有的奴隶在劳动,
我看见所有被关在牢狱里的人们,
我看见世界上那些有缺陷的人,
那些瞎子,聋子,哑巴,白痴,驼背,精神病患者,
那些海盗,小偷,骗子,杀人犯和奴隶制造者,
那些无助的幼儿,以及无助的妇女和老人。

我看见到处的男男女女,
我看见哲学家们的安详的兄弟之情,
我看见我的种族的建设性姿态,
我看见我的种族的坚忍勤劳所获得的收成,
我看见等级、肤色、原始风尚和文明,我在它们中行进,我同它们厮混得密不可分,
并且我向地球上所有的居民致敬。
接下来一节由“我看见”变为对“你”的呼唤:
你啊,不管你是谁!
你英格兰的女儿和儿子!
你俄罗斯的俄国人,强大的斯拉夫民族和帝国的后裔!
你起源不明的、黑色的、灵魂圣洁的非洲人,个儿高大的、头颅漂亮的、神态尊贵的、命运很好的、同我处于平等地位的人!
你挪威人!瑞典人!丹麦人!冰岛人!你普鲁士人!
你西班牙的西班牙人!你葡萄牙人!
你法兰西的法国女人和法国男人!
你比利时人!你荷兰的自由爱好者!(你属于我自己所由出身的种族;)
你强健的奥地利人!你伦巴第人!匈奴人!波希米亚人!施蒂利亚的农民!
你多瑙河的邻居!
你莱因河、易北河、或者威悉河边的工人!还有你女工!
你撒丁人!你巴伐利亚人!斯瓦比人!撒克逊人!瓦拉奇人!保加利亚人!
你罗马人!那不勒斯人!你希腊人!
你塞维利亚竞技场中敏捷的斗牛士!
你陶鲁斯山上或高加索山上自由自在地活着的山民!
你看守着母马和公马吃草的波克牧马人!
你策马疾驰对着靶子放箭的、体态优美的波斯人!
你中国的中国男人和中国女人!你鞑靼地方的鞑靼人!
你们,世界上所有受人役使的妇女!
再来看《大路之歌》中的一节:
走呀!跟在伟大的同伴们之后,作他们的一员吧!
他们也在路上走着,——他们也是迅速而庄严的男人,——她们是最伟大的女人,
海的宁静和海的狂暴的欣赏者、
驾驶过许多航船的水手、走过了许多路程的旅行者,
许多远方国家的常往者、遥远的地方的常往者,
男人和女人的信托人、城市的观察者、孤独的劳动者,
望着草丛、花朵、海边上的介壳徘徊而沉思的结婚舞的舞蹈者、参加婚礼的贺客、
孩子的温和的扶助者、孩子的养育者,叛乱的兵士、守墓者、运柩夫,
四季不停的旅行者、年年不停的旅行者,他们所经过的日子,总是一年比一年新奇,
旅行者,有着自己的不同的阶段,就像和他们一起旅行的同伴,
旅行者,从潜伏的未被实现的婴孩时代迈步前进,
旅行者,快乐地走着,经过了青年、壮年和老年,
……
老年时代,对于可喜的行将来临的死亡解脱,感到达观、自由。

  我还想引用更多,就如郭沫若想要一次次呼唤惠特曼的名字。当然,这种自我的扩充也有让人“审美疲劳”的时候,比如在最早版本的《职业之歌》中。这样一个不断开放、不断增殖、不断远行、不断转化的自我,有时甚至呈现为“货品年鉴”和“商品叫卖”(莫雷蒂和朗西埃都使用到了这样一类说法,而它们在惠特曼评论中可谓屡见不鲜)。从“万物的民主”到全人类的平等共情再到劳动、职业和商品的“总清单”, 惠特曼身上最鲜明的现代性特征即在于此。用莫雷蒂的说法,他的世界修辞对应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如果把这一说法用到朗西埃的观察上,也不妨说,万物一体的精神联系对应着资本主义大生产和全球贸易的互联互通。莫雷蒂的研究聚焦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所产生的现代史诗级文学作品,这样的作品——从《浮士德》到《百年孤独》——可以称为“世界文本”(world text)。但在对这些史诗巨制的讨论中,他岔开来解读惠特曼,原因无他:惠特曼的世界之诗也是全球资本主义发轫期的“世界文本”。
  而这一“世界文本”来自于美国——于此,美国并不仅仅是指一个国家,何况美国的国族建构远异于旧大陆,而是指一片相对而言最纯粹、最先进、最有进取性的资本主义社会试验田。在历史的动态中,世界之诗必须是美国之诗——是的,必须。



  政治经济学的最伟大批判家、惠特曼的同代人马克思有言:“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我想做一次蹩脚的模仿:美国诗天然不是世界诗,但在特定历史时刻,世界诗天然是美国诗。这个特定历史时刻就是惠特曼所处的美国自我挣扎、崛起和奋斗期。
  如何平衡世界性和美国性,在惠特曼研究中似也算是一个难题了。像我这样的比较文学学生,读到莫雷蒂从世界体系和世界文学的角度对惠特曼的解释,自然拍案叫绝;但要把惠特曼还原到具体的美国历史处境,辨认其人其诗在美国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政治动荡发展中的作用和位移,那就需要转向更具体化的文学史-文化史解读。在这方面,大卫·S. 雷诺尔兹(David S. Reynolds)广受赞誉的大作《沃尔特·惠特曼的美国:文化传记》(Walt Whitman’s America: A Cultural Biography)不容错过。该书力图把惠特曼的每个行动、每段文字和每种思想都落实到美国社会文化的变革情势之中。那么,就让我们以这本书为向导,看一看惠特曼和《草叶集》在十九世纪中叶的命运。

  如前述,《草叶集》1855年初版,1856年旋即推出修改扩充后的第二版。雷诺尔兹提醒我们,这两版最初的《草叶集》面对的是一个动荡不安的美国:
  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美国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接近混乱。旧的政党制度动摇了,新的还挣扎于令人困惑的派系林立之中。腐败在高级职位中普遍盛行。虽然一个广泛的中产阶级在发展之中,但贫富差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移民以前所未有的数量到来,改变着这个国家的族群构成,也激发出仇外情绪。城市死亡率居高不下。美国最大的城市纽约可以夸耀自己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中心地位,但它又糟又乱又挤,充斥着肆无忌惮的帮派和随处飞舞的妓女——至于街上到处可见的猪,就更别提了。(《惠特曼的美国》,306页)
  当然,最紧要的问题还是奴隶制:“国家的航船注定要撞上奴隶制的礁石。”一面是北方的阶级分化,一面是南方的蓄奴,同时资本主义经济又在飞速发展,这就是惠特曼印行《草叶集》时的美国。惠特曼在布鲁克林度过自己的童年。初入社会,他当过报社记者,熟悉印刷出版。而在波士顿这样的精英文化地区,伟大的美国文人爱默生早已在呼唤新类型的诗人。《草叶集》是对这种呼唤的回答吗?很多人都提到过“草叶”(Leaves of Grass)这一题目本身所具有的民主主义精神。布鲁姆还提到,在当时的印刷业中,“叶”可以是指一垛纸,而“草”可以指随意印在上面的内容。这里惠特曼和体力劳动、工业机器生产、印刷资本主义的关联,很值得玩味。雷诺尔兹更进一步,让大家注意1855年第一版的装帧设计和排版,它在各方面都意图展示出书籍的吸引力,外封高雅,而内页“则表现出纯粹的民主和粗粝的简单”(《惠特曼的美国》,313页)。惠特曼认为这个时代需要诗人,而他就是那个诗人,那个可以被伟大美国人民所吸收的诗人。这本《草叶集》就是他的“美国乌托邦”,他的诗思是“革命性的乃至于无政府主义的”,但他坚守美国的完整统一。在他的通灵政治学中,诗人必须领导国家,而这个诗歌之“我”也必须“吸收”一切。这一切都显示在《自我之歌》中。诗歌,通过这样一个不断吸收的“我”把四分五裂的美国社会和分崩离析的美国文化统合在一起(参见《惠特曼的美国》第十章)。

  但是,这一版并没有带来通俗意义上的成功。爱默生是他唯一的知己和伯乐,用明信片庆祝伟大诗篇的初生。即便把爱默生的信中赞语广为传播,惠特曼也没能赢得更多的读者、更高的评价。用布鲁姆的话说,批评家在面对尚无命名的新生事物时,总是经受不住考验,辨认不出新的伟大;爱默生是少有的例外。而雷诺尔兹则提出,其实1855年版中惠特曼接受、呼应爱默生思想的地方很多,在那一版中,他确实是一位爱默生式诗人。至于文化精英们对《草叶集》的忽视乃至轻视,自不足道。在成为一本具有全世界影响的诗集之前,《草叶集》在自己的祖国经历了接受上的“谋杀性延迟”(murderous delay)。
  而不知在一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一些奇迹般的新作出现在了1856年的《草叶集》中,在雷诺尔兹看来,它们使得一个更具原创性的惠特曼脱颖而出,彻底越过了爱默生等人所代表的、以波士顿周边为基地的美国超验主义。《向世界致敬》只是这些新作中的一首。值得注意的是《向世界致敬》的原题Salut au Monde本身是法文。一种世界性和美国性的辩证关系越发显著了。诗人在诗中呼唤着自己的名字:“拉着我的手啊,瓦尔特·惠特曼!”他要带着这个美国“自我”去见证世界。“你听见什么了,惠特曼?”“你看见什么了,惠特曼?”美国生活的世界史格局明晰起来了。
  当然,美国的世界史意义首先要在美国自身的继续革命中得到表达。这就是南北战争。与其谈论诗人惠特曼关于这场战争的作品,不如谈论诗人惠特曼在战地医院的志愿工作。由于惠特曼信仰泛性爱主义,一谈到他和北方士兵的关系,新锐的文化研究者容易联想到同性情谊。但那样就迷失了重点。惠特曼筹措任何能找到的资金,为伤兵们带去日常的慰问品。当时的士兵大多文盲,他为他们读信,他代他们写信。布鲁姆说没有哪个著名美国文学家这样为国服务过。我们可以加一句:代内战伤兵写信时,惠特曼不再需要寻找他的受众了,他本身就是最纯粹的美国之诗。他抚慰着一个最现实也最理想的美国,一个在他心中不容分裂的美国。


  在《草叶集》中,当美国之诗和世界之诗形成了自我扩充的辩证关系时,惠特曼对“你”的召唤往往也是对他者、对读者也即自己的精神同类的召唤。这似乎是现代诗歌的宿命。波德莱尔的《告读者》为《恶之花》寻找恶的同类和诗人的兄弟。郭沫若的《女神》则在《序诗》中指令自己的诗集:“你去,去寻找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然而,在1855年,惠特曼没有得到美国的专心倾听。带着爱默生对他的“伟大事业开端”的认证,他继续召唤,但雷诺尔兹指出,在1856年版,即便他仍对当时美国受众抱有期待,召唤已经转向更遥远的时空和未来的世代。惠特曼一生的修辞表演都是在寻找一个和他感同身受又全然不同的读者,但和这个美国东部诗人通感通灵的“别人”可以远在天边,甚至来自未来。我于是想用《横过布鲁克林渡口》(“Crossing Brooklyn Ferry”)来结束这篇纪念文章。在这首诗中,惠特曼对我们——今天的我们——说话了。
  如雷诺尔兹所言,渴望和未来世代的联系是《横过布鲁克林渡口》这首同样出现在1856年版《草叶集》中的名作的特征之一。经由这一渡口去曼哈顿上工办事,然后再经由渡口回家,本是纽约大都会日常节律的一部分。然而,当阳光照在水面上,映出轮渡上拥挤人群的倒影,惠特曼获得了现代生活的具体新鲜感,也获得了穿越时空的整体感(雷诺尔兹谈到惠特曼的“阳光特征”,颇具洞见;仔细想来,郭沫若《女神》中写阳光在海面上,照亮商船,或许也有惠特曼的影子吧):

在我下面的浪潮哟,我面对面地看着你呀!
西边的云——那里已经升起了半小时的太阳——我也面对面地看着你呀!
穿着普通衣服的成群男女哟,在我看来,你们是如何地新奇呀!
在渡船上有着成百成千的人渡船回家,在我看来,这些人比你们所想象的还要新奇,
而你们,多年以后将从此岸渡到彼岸的人,也不会想到我对于你们是这样关切,这样地默念着你们。(楚图南译)
这里的“你们”可以说是这之后任何世代的人们,也可以是今天的我们。惠特曼对世界的感受力从具体的美国生活出发,而具有无尽的扩展力。“在每天所有的时间里,从万物中得来我的无形的粮食”,这也正是惠特曼诗歌的原型所在。而他的“我”如何和今天的我们相连呢?我是“分崩离析”的,却又永远“组织”在精神体验的共同体之中。
单纯的、紧凑的、完美地结合起来的组织,我自己分崩离析了,每个人都分崩离析了,但仍为组织的一部分,
过去的相似处和未来的相似处,
光荣,如同念珠一样贯串在我的最微小的视听上,在大街上的散步,在河上的过渡,
河流是这么湍急,和我一起向远方游去,那跟随着我而来的别人,我与他们之间的联系,
别人的真实,别人的生命、爱情、视觉和听闻。
别人将进入渡口的大门,并从此岸渡到彼岸,别人将注视着浪潮的汹涌,
别人将看到曼哈顿西面北面的船舶,和东面南面布鲁克林的高处,
别人将看见大大小小的岛屿;
五十年以后别人横渡的时候将看见它们,那时太阳才升起了半小时,
一百年以后或若干百年以后,别的人将看见它们,
将欣赏日落,欣赏波涛汹涌的涨潮,和奔流入海的退潮。

  是的,一个半世纪之后,我们仍可以欣赏日落,混入人群,摆渡于东河之上,或任何一条河流之上,或来往于任何两个城市之间。时空阻隔,我们和惠特曼互为纯粹的“别人”,但恰因为我们互不相识、完全不同,个体存在的“新奇”却可以通灵共感。“那么我们了解了,是不是?/所有我已经默许而未说出来的你们不是都接受了么?”每个人,或者说,每一个“自我”,在面对城市落日时内心的震动都是不同的,但惠特曼时时刻刻都相信着、体验着它们之间的共振,这共振也许尚未发生,但却是永远可能的,因为每一个个性的“我”都在流变中绽放,成为整体:

那么,在我们之间存在着什么?
在我们之间的几十年或几百年那又算是什么?
无论那是什么,那是无碍的,距离无碍,地点亦无碍,
我也生活过,有着无数山峦的布鲁克林曾是我的,
我也曾经在曼哈顿岛的大街上漫步,在环绕着它的海水里面洗过澡,
我也曾感觉到有些新奇的突然的疑问在我心中激起,
白天在人群中的时候我忽然想起,
深夜我步行回家,或者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忽然想起。
我也曾经从永远的熔流中出来,
我之所以成为我也是由于我的肉体,
过去的我是怎样,我知道是由于我的肉体,
将来的我是怎样,我知道也是由于我的肉体……

  在全诗最后,惠特曼感到和“你”——这个“你”可以是当年的任何人,可以是以后的任何人,也可以是我们——更“接近”了:“现在你想到我,就像我以前想到你一样,——我预先就想到你了……”惠特曼把目光转向阳光下东河的潮流,桅杆围绕的曼哈顿和布鲁克林的山峦。他的呼唤继续着:“繁荣吧,城市——带着你们的货物,带着你们的产品,广大而富裕的河流,/扩张吧,你们也许是比一切更为崇高的存在……”直到“我们”和“你们”永恒的相爱。他在呼唤今天的我们成为美国之诗和世界之诗的读者。更准确的说,他的美国之诗在呼唤今天的我们通灵于当代世界精神——它迥异于但共振着惠特曼的世界——并从最具体最鲜活的现实中创制自己的世界史。不用说,他所体验的一切,也都是我们的体验。
文: 王璞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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