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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孟浪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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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14 19:28:0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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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浪(1961—2018),原名孟俊良,1961年生于上海吴淞,祖籍浙江绍兴。1978年至1982年在上海机械学院(现名上海理工大学)就读,大学期间开始文学创作并投身非官方的地下文学运动。1980年代初中叶至1990年代初叶先后参与发起创办或主持编辑《MN》、《海上》、《大陆》、《北回归线》、《现代汉诗》等中国大陆的诗歌民刊,系1980年代中国现代诗重要群落“海上诗群”的主要代表性诗人之一。1992年获第一届现代汉诗奖。1995年至1998年任美国布朗大学驻校作家。1995年至2000年任《倾向》文学人文杂志执行主编;2001年作为主要创办人之一参与发起成立中国独立作家笔会(现名独立中文笔会)。2008年至2012年曾任晨钟书局总编辑;2010年创办溯源书社。居住美国和香港两地,2015年起也在台湾居住。从事写作,并也从事文学编辑和独立出版活动。著有诗集《本世纪的一个生者》《南京路上,两匹奔马》《愚行之歌》《教育诗篇二十五首》等,主编《二十五年纪念集》《悼亡诗选》等。
2018年2月17日,孟浪在香港确诊患肺癌并扩散至脑部。
4月27日,于硕、徐敬亚、岛子、郝青松等人发起为孟浪病重筹款治疗活动。众多诗人与读者为孟浪祈祷,参与「拯救诗人孟浪」募捐计划。
12月12日,孟浪病逝于香港。


附一:
“诗人是罕见的,稀有的”

文 / 宋琳

诗人孟浪在当代诗界的重要性可以说被严重忽视了。究其原因,至少有两种:第一,他个人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令批评家或选家不适;第二,他去国经年,有意识地与喧聒的内地语境保持距离。后一种或许恰恰保护了他写作的独立性。一个诗人,三十多年不间断地写作,发愤以抒情,坚持着自己的诗学理念,且不同时期介入过一系列具有当代意义的诗歌运动,办民刊,搞大展,参与声援被迫害者,自行出版思想类书籍等等,却在国内批评视野里销声匿迹,与一切奖项无缘,无论官方的、民间的。这并不奇怪,在一个颠倒错乱、诗道日晦的时代,标榜的民间也已是山头林立,再不是什么公道场了。孟浪选择的自我流放,一开始就预示了他与所谓成功的绝缘,这种自甘无名非独立不惧、遁世无闷者不能为。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所有重要的地下诗歌现场几乎都活跃着孟浪的身影。早在1981年(其时他还是上海机械学院的学生),就与郁郁、冰释之一起创办同人刊物《MN》(英文Mourner的缩写,意为送葬者),据郁郁回忆,刊名是孟浪取的,似乎大有深意。其后的《海上》(1984)、《大陆》(1985)以及“海上艺术家俱乐部”和“天天文化社”,孟浪都是始作俑者。他不满足于做一个地方性诗人,南下北上地串联,与外地诗人的联系相当广泛。1985年冬他与北京的贝岭合编了《当代中国诗歌七十五首》,油印,浅蓝色封面,献辞引用约翰·邓恩的一段话:“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刷掉一个土块,……一个海角,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敲响。”显然,邓恩的民主理念和对每一个生命的关怀很早就是青年孟浪所赞同和信奉的。次年,他又与徐敬亚等人发起“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第三代诗人全面登场了,一时间冒出了六十多个流派,我本人和“城市诗”也忝列其中。大展这种集体亮相也许一次就足够了,但这一次毕竟发生在八十年代,是值得纪念的。我不记得是哪年认识孟浪的,应该是八十年代后期,他到华东师大来找我,留着大胡子,与诗歌中的犀利形象相反,他非常温和,对诗界的人与事无所不知,对各种动态都极敏感。八十年代末,我们交往多了起来,1990年初秋芒克来上海,孟浪邀我和李劼去宝山,十几个人在长兴岛住了一夜,第二天,公安就找上我们了。我在“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得了个奖,孟浪最早得知消息,让冰释之专门来通知我。“海上”诗群在苏联领事馆搞人数众多的活动,我也参加过,感觉他颇有布勒东的气质,后者恰恰也喜欢撰写宣言。他办民刊的热情一直很高,1992年与唐晓渡等人一起创办了《现代汉诗》,我的《当黑暗铺天盖地》就是他拿去发表的。我们相继出国后,孟浪与贝岭将陈东东的《倾向》移到美国继续出刊,我读过其中的一两期,布罗茨基和桑塔格专辑相当出色。他不时有诗歌在复刊后的《今天》发表,其中《不放走悲痛》、《教育诗篇》、《无题》后收入《今天》十年诗选——《空白练习曲》。关于那首《不放走悲痛》中的诗句“每个人都护住胸口,不放走悲痛”,我在序言中略有提及:“从良知的自审中洞察悲剧性事变的普遍伤害”,迄今为止,孟浪都在反复处理这一主题,其坚韧在同行中实属罕见。北岛对孟浪八十年代末的诗亦颇欣赏,有一次在巴黎地铁中与我谈及,我们都很看好他。

孟浪追求奇崛、尖锐、冷峻、以及叶芝所谓“与自己争论”式的雄辩。现代性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悖论,只有冒牌诗人才会认为自己是真理的代言人,因此矛盾修辞法不仅关涉技艺,也是观念使然。写于1982年的《秋》已经触及人与世界的对峙,在“脱衣”与“穿衣”的动作中世界和我进入相互审视的角色,这首诗形式还相对简单,1985年的《冬天》则可以视为它的一次拓扑:

诗指向诗本身
我披起外衣
穿过空地
在这座城市消失。铜像
我无法插足
诗指向内心
四壁雪白
这间空房子里可以住人

相反。我们还是一起穿过
这片空地穿过
这座城市穿过
诗本身

在那里我们也可以住下
生火,脱掉外衣
甚至内衣
露出我们本身。面对诗
或离弃诗

张枣在《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中国当代诗歌的元诗结构和写者姿态》文中谈到这首诗:“诗中所再现的现实物品如‘铜像’、‘空地’、‘外衣’、‘内衣’是非诗意甚至反诗意的,它们都是‘恶之花’似的用以创造矛盾修辞法奇迹的小品词,一经语言自律化的处理,便丢弃了其消极性,获得了奇妙的悖论的诗意层面。”所谓“非诗意”或“反诗意”应是针对前现代诗学观而言,小品词在这首诗中却是钥匙词,在诗人的理想中,诗必须是可居住的,在其中人可以完全袒露,它指向自由,“但现实秩序被一个铜像所控制”,它暗示实现自由的障碍。孟浪的诗大抵在语言与现实的巨大张力之间滑动,他运用元诗结构乃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在沉默中发出声音,因为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语言——作为公共性的语言已经死亡,缺乏观念支撑的抒情失效了,必须重新锻造适合良知要求的工具,否则就是不道德的。阿诺德关于奥斯维辛之后的断言对于八十年代末的中国诗人而言是无法不做出策兰式回应的,孟浪对此的意识明晰,故其表达立场坚定。敏捷,投入,不失时机,他急迫地感知到没有比“语言可怕地沉默着”(《语言公墓》)更可怕的了。

诚如他自己所说:“诗人是罕见的,稀有的。”孟浪是后极权社会即还魂尸似制度(Zombie institutions)的诅咒者,走着一条义无反顾的险途,他身上散发着某种密教圣徒的气息,而超现实主义与反讽相结合的方法,使他的诗读起来既怪诞,又酣畅淋漓。诗歌这一语言的容器同时也是歌者的武器,它在介入行动中做着自我辩护。吉格蒙特·鲍曼在谈到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一书时说,牢不可破的旧秩序应该被标上“加以毁灭”的记号。诗歌在当下或许就是那需要破解的隐微记号。然而,不得不慨叹,孟浪那样勇武的诗人形象何其稀有。

不妨将他的自我塑造称为解放诗学。马尔库塞就当代社会中人的解放如是说:“我们面临的从社会获得解放的任务,是从一个显然缺乏解放的大众基础的社会中去求取。”(《从富足社会中解放出来》)诗歌的先锋性乃意味着在缺乏大众基础的情况下,先行到未来中去,此时“诗歌的统治”不能没有思想的主导,历史中的时间必须被唤醒,这就是为何《时间就只是解放我的那人》、《历史的步伐与历史本身》、《沉迷在终点之中》、《伟大的迷途者》和《纪念》等诗中呈现出如此的急迫性,孟浪的语速总让我想到曼德尔斯塔姆。“我是否接受了时间? / 我回答了:是的 / 他一直奔进了我的心里 / 我和他一齐,向解放奔去”(《时间就只是解放我的那人》);“哦,是他们的血静静地流在我们身上 / 而我们的血必须替他们汹涌”。

据我所知,孟浪1988年由广西出版社出版过小册子《本世纪的一个生者》,直到 2006年才经诗人兼出版商张小波之手出版了二十年(1985—2005)诗选《南京路上,两匹奔马》(光明日报出版社),杨小滨序。这是他在大陆正式出版的两部诗集。2015年11月在香港,他送我刚在台湾“秀威”出版的《愚行之歌》和香港“海浪文化传播”的中英双语诗集《教育诗篇二十五首》(2014,Denis Mair译)。他编辑的《二十五年纪念集》曾托人捎给我,但至今未见,春节期间,另一本《悼亡诗选》刚出版,就听说他病倒了。消息传出后,关心他的诗人友朋或发起救援,或在网络上传播他的诗。钟鸣近日在微信中写道:“与极权主义对抗,虽生存艰难,乃至不期而遇的生命之损益,但诗却获自由与语言现实的笃实。孟浪的诗说明了这点……想想遍地行犬儒而托词全球化的,读家明眼可辩。”而他确在诗里说了:“常常要来到身体外面,远远地在那里 / 呼吸,周围还全是我自己的心跳”——他的心跳也是我们大家的心跳。为此我们编发此专辑,既是向这位不屈的诗人致敬,也是一种祈祷。愿神保佑属灵的!让我们在《诗人》这首诗中辨识那张“我还是迎了上去 / 我的年轻的脸”吧:

他是这个时代最初的声音。
这时代总是那在梦中的喊不出声。
他喊出来了。

他是这个时代最后的声音。
这时代总是那在心中的泣不成声。
他哭出来了。

他是这个时代唯一的声音。
这时代总是人山人海中传来的一阵阵空寂。
他是那唯一的声音。

2018.5.9,于大理


附二:
愿孟浪安栖

张光昕

真正的诗歌读者,虽只有少数,但还必须认领另外一项哀恸的殊荣,就是西绪弗斯般地练习如何去面对一个诗人的死。我常认为,这种直观而悬崖式的沉浸,正在悄悄改变我们自己的容貌、身姿和掌纹。一些眼神、声调和手势也毫无觉察来到我们身上。未来的谁也去留个大胡子?一个毕生孟浪的诗人走了,我们内心里那堵千疮百孔的泥墙又掉落了一块,还要更加用力地咬起牙来,撑一撑寒冬里自己肉身上的苦山水。死与生,正有着这种微妙的辩证。一群人在共享着一台隐身的呼吸机,一处倏然停止了,其他那些遥远、无限而少数的端口,都会多出点痉挛和叹嘘来。死亡难道不是一个节日?哪能呼吸,哪就是我们的祖国,所以导管常常是越界和软埋的。在一个精神分裂的国度,那些经诗人之手辗转各地造出的口号、代群、流派、社团、笔会、民刊、诗集、文集、大观和诗句,这些披肝沥胆的诗歌工作和旷代的呐喊,均为着改良空气、净化周遭、好重新做人,关键是,能做回真资格的公民。他和他认出的那些“同时代人”写下的诗歌,刚好回应了善良的人们内心里这种正当化的渴求。他们有勇气拒绝在败坏的灰霾里苟延肺腑,他们的诗歌该用鼻息去阅读。诗人死去,句子重生,死亡翘起了复活的支点,犹如夜空里的一个星座。顾城的死,留下了“一代人”的誓言:“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要用它寻找光明”,给了朦胧诗代一个灼眼的支点;孟浪的死,让他的诗句在“同时代人”中加重了:“连朝霞也是陈腐的。//所以在黑暗中不必期待所谓黎明。”这种“连……也……”句式的发明,如此痛心疾首后的空空等待,让孟浪们剿灭了顾城们野蛮的初心,黑眼睛里的镜子变暗,光明也不过是身边无量鬼火流萤。在这个意义上,第三代在怼哑第二代的同时,也终结了自身,只有自辩的声迹犹风过耳,如同骨骼烧焦的残骸。光明不再是黑夜的前景,它只能是黑夜的某种癔症,词语仍然是我们这些弱者长期暗暗厮守的闪电,是速逝的缓存和喘息,但它距离人性之觉醒和健达似乎还差着亿万亿万之光年。愿孟浪安栖。
2018、双十二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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