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话语分析带来的启示（转载）
这篇博士论文大致完成了这样一些工作：首先，我重新审视了诗歌研究中的话语分析方法，在此基础上，提出并确立了一个以语境、主体、诗意、意象、读者和文本形式等六个诗歌话语构成要素为分析单位的诗歌话语分析框架。其次，利用这个框架，我们对当代不同历史阶段的诗歌话语的内部运作情形进行了考察，进而概括出了三种诗歌话语形态——颂歌、抒情诗和述歌。接下来，我自然而然地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对颂歌、抒情诗和述歌三种话语形态各构成要素的具体历史状况的详尽而深入的分析、阐释和评议之上。之所以如此不遗余力地对当代诗歌进行话语分析，倒不是因为话语分析在目前的学术研究中有多么时髦，也不是因为它对于当下的诗歌写作实践具有多么直接的意义。事实上，话语分析一点也不时髦，在当代诗歌研究中，它只是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也还面临着许许多多因学术环境而形成的先天性困难；同时，任何一项理论性较强的批评工作即如话语分析这样，它恐怕很难在实践层面上为诗歌写作提供什么现实的“指导”作用。因此，我认为，对当代诗歌进行话语分析，其性质首先是追溯性的，目的是要从诗歌史提供的材料出发，从“已然”的诗歌事实出发，“细读”诗歌文本，解剖各种诗歌现象。总之，我希望可以选择一个社会语言学的角度，以辨明当代诗歌话语的结构和真相。换句话说，诗歌话语分析的直接目标在于，它要竭尽所能地透过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遮蔽，去发现那些主导着当代诗歌话语形态演变的规律性的东西。毫无疑问，我意识到了话语分析之于当代诗歌研究的重要性。虽然目前已经初步完成的工作仍然主要被限定在当代诗歌史的基础研究范围之内，但是，话语分析却能够为这项工作带来新颖的认知角度和认知范式，能够更新和提升研究者对于当代诗歌的阐释能力和认识水平。究其原因，乃是由于话语分析是一种有别于传统的诗歌语言形式分析，而将诗歌视为意识形态实践的科学化的研究方法。正是本着这样的见解，我才特别强调了应当在当代诗歌研究中植入话语分析的自觉意识，期待着这种话语分析能够规避诸如内容－形式论、主题论、语言风格论等单一研究方法的局限并有效融合原有研究方法的成果，从而为当代诗歌批评开拓出一块充满活力的想象空间。如此看来，话语分析之于当代诗歌研究，不仅重要，而且似乎还寓含着某种研究方法上的优先性和就学术创新而言的种种可能性。
另一方面，也必须充分意识到，即便在整个诗歌理论界，针对当代诗歌所展开的话语分析工作还远未就此打开局面。随着研究工作的推进，诗歌话语分析的挑战性将会逐步显示出来。因此，人们没有必要对诗歌话语分析的现状抱过于乐观的想法。拿我迄今为止所完成的工作来说，它与诗歌话语分析应该达到的目标之间肯定还存在着一段不小的距离，甚至于连我最初提出的那个诗歌话语分析框架，现在看来也不免显得有几分不揣冒昧。然而，不论已经完成的工作的成效如何，话语分析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和潜力却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也许，更加重要的在于，我已经开始了革新诗歌研究方法的尝试，我迈出了最关键的第一步。而且，所幸的是，针对当代诗歌所展开的话语分析工作已经为我带来了诸多的实实在在的启示。凭着这些启示，人们或许就可以增加一点点在这个“非诗的年代”继续从事诗歌研究的意愿和信心。
第一个启示是，有必要抛弃诗歌本质主义，有必要宽容而客观地看待和理解各种“诗歌”现象。
诗歌历来涉及情感，是一个容易让人激动的话题。对于什么是“诗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不过，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人们总是倾向于对“诗歌”现象作出内含价值判断的理解，将诗歌理解为“美好的”、“善的”或在精神方面可以引人向上的一种语言艺术。在许多场合，“诗歌”已经逐渐由一个名词衍变成了一个用于价值评判的形容词——“诗的”或“诗歌的”。上述这种对“诗歌”的理解固然有它的理由，但是却容易导向一种诗歌本质主义。所谓诗歌本质主义，即是指人们在对“诗歌”现象的理解上存在着先验性的观念，以为“诗歌是什么”，这其中早就存在一种客观的东西或标准。有人从语言形式方面来确定这个标准，有人从内容方面来寻找这个标准。总之，一部分人坚持着诗歌的固有标准，认为抽掉这个标准，其他的诗歌就不能算是诗歌。
在我看来，对诗人而言，依据诗歌的某种标准而从事写作，倒也是无可厚非，其充其量不过反映了诗人的个人审美偏好而已。但是，对诗歌研究者而言，坚持诗歌本质主义的态度则可能十分有悖于学术研究的不偏不倚的中立精神。一方面，是否存在着一种“诗歌的本体”，这本身就是一个疑问；另一方面，诗歌本质主义极易导致研究者以个人好恶介入对不同诗歌现象的价值评价。当然，我不是说研究者就不能拥有自己的诗学立场，而是说，诗歌本质主义可能局限到研究者的学术视野、胸怀和境界，使其有意无意地造成种种诗歌价值评价上的盲点或偏见。比如说，在当代诗歌史的研究中，研究者是否能够做到暂时“悬搁”个人诗学立场，而以客观、理性、宽容、同情的眼光去理解颂歌、抒情诗和述歌等话语形态而不至于高估或贬低其中任何一种话语形态呢？研究者是否能够做到，他的分析和评价既不草率又不过于苛刻呢？
这无疑非常困难，但真要做到这一点也并非没有可能。而如果以话语的眼光来看待诗歌，就是说，将诗歌看作一种话语的实践，问题或许就好办多了。
正是这样，在业已完成的工作中，我将“诗歌”视为了一种话语现象。在我的观念里，并不存在一种本质意义上的“诗歌”。一首具体的诗歌，或一种具体的诗歌话语形态，它的意义和功能都只是结构性的，它只能由话语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或是由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来决定。换句话说，“诗歌”的概念具有历史的实践性，是在话语实践当中生成的。如果说某一种诗歌话语形态具有本质规定性，这种本质规定性也是在话语实践中生成的，它受到历史语境的条件限制。鉴于此，我乐于将诗歌视为一种话语现象，也乐于相信，每一首诗歌，每一种诗歌话语形态，都自有其意义和功能，都可以作为话语分析的客观对象。由此可见，将诗歌视为话语现象并对其进行话语分析，可以使研究者摆脱诗歌本质主义的概念纠缠而获得某种超然的澄静的心境。只有在此心境的照耀之下，认真、客观、理性地对待和分析当代诗歌话语形态，才有可能。
尤其是在诗歌宏大叙事趋于解体的今天，人们不得不面对诗歌观念越来越趋于多元化、零散化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忽视了这个事实，或者仍然抱着诗歌本质主义不放，那么，当代诗歌批评就完全可能重新陷入失语的状态。
第二个启示是，始终将心灵自由视为诗歌的权利和价值。
诗歌是一种话语，这已毋需赘述了。但是，诗歌除了只是一种话语之外，它究竟还能是什么呢？坦率的说，我不知道。现在，我可能要遭到诗歌本质主义者强有力的回击了：你既然拿不出一套关于诗歌话语形态的美学评价标准，那么——按照你对话语的理解，你怎么能够做到有效地对各种诗歌话语进行意识形态的分析呢？退一步说，即使你那么做了，你的话语分析又有何意义呢？最大的困难就在这里。的确，诗歌话语分析尽可以置诗歌本质主义于不顾，然而，如果它本身无力对各种诗歌事实作出价值评估，它的说服力和所谓的科学性就都将大打折扣，而且还要冒上一种被指责为文化相对主义或价值相对主义的风险。问题是，我能否在充分尊重、理解每一种诗歌观念和诗歌现象的同时，又对它们的美学价值作出评估并区分出这种价值的高低层次呢？
这又是一个难题，同时，对诗歌话语分析来说，这还是一个诱惑。一般地说，诗歌话语分析并不直接表达命题和价值判断，但是一旦有必要，它也会尝试着这么做。其实，我并不讳言各种诗歌现象的价值，既然我主张宽容地对待它们，这本身也就意味着各种诗歌现象自有其价值。任何一种诗歌研究都可能对其价值作出评估。这里不妨举个例子。已故的著名诗歌学者龙泉明在全面系统地清理了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演变轨迹之后，就曾下过这样一个论断：
从流派发展的角度看，现实主义诗歌一直备受重视，得到迅猛发展，且常常处于主流地位，浪漫主义诗歌也曾经拥有一个良好的发展时机（如“五四”时期），而现代主义诗歌则常常处于艰难曲折的境遇中。从当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来看，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则大于现代主义诗歌；但从实际艺术成就来看，现代主义诗歌却优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尽管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诗歌都各有自己的短长，各有着相互不可替代的优势，但从其所显示出来的总体艺术水平来看，现代主义诗歌和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诗歌却有高下之别。
看得出，这个论断坚持了诗歌的客观标准，因而或多或少地染上了诗歌本质主义的一些色彩。但是，它符合中国现代诗歌史的事实，其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诗歌的价值评估则是令人折服的。
在一定程度上，将龙泉明先生对中国现代诗歌流派的价值评估投射、运用到对中国当代诗歌话语形态的价值评估上面，也无不可，甚至说还有几分贴切。其中，某些评价与评价对象之间形成了对应关系，例如，80年代的抒情诗话语形态与现代主义诗歌二者在价值等级方面就非常相似。抒情诗的“实际艺术成就”，似乎也要“优于”颂歌和述歌。不错，在已经完成的诗歌话语分析工作中，我确实表现出了对抒情诗话语形态的欣赏，而且很显然，我并没有对自己的价值判断加以刻意的掩饰。
尽管如此，诗歌话语分析依然不打算把价值评估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它的中心工作是追溯、分析和阐释历史诗歌事实。如果一定要作出某种价值评估，则我主张对任何一种历史形成的诗歌话语形态都应该持小心审慎的态度。因为事实上，颂歌也好，抒情诗或述歌也好，每一种诗歌话语形态都可能诞生出自己的具有丰富审美价值的诗歌经典文本，只是由于特殊历史文化语境的限制，这种可能性在一些诗歌话语形态中被耗空了，而在另一些诗歌话语形态中却被发扬光大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我以为，这主要与诗歌写作者的心灵状况有关，而与某一种诗歌话语形态自身的本质规定性并无关联。不过在这里，论证其中的道理同样不再是诗歌话语分析的任务了。我只想指出，80年代抒情诗话语形态之所以能够达到较高的艺术境界，以及即便在话语禁锢的“文革”期间，食指、穆旦等人的诗歌写作之所以能够超越时空的限制——这些，无不是诗人们自由心灵的馈赠。
由此可见，诗歌话语分析在涉及价值评估的时候，保留了一个起码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心灵自由。与诗歌本质主义者所津津乐道的那个美学评价标准相比——在我看来，心灵自由只不过是使诗歌话语获得真实意义的必要前提，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一个相当保守的伦理标准。然而，当代诗歌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应当坚持这个标准，应当始终将心灵自由视为诗歌的一种基本权利和价值。
这，就是诗歌话语分析带来的又一个启示。 ****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 精辟，学习了 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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